王廷英回忆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

【作者简介】

王廷英（1918—2000），出生于山西晋城市泽州县巴公镇山耳东村。青年时代，他毅然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伟大事业。1949年，他参与了“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起义后，他在杭锦后旗粮食局财务科供职。退休之际，他被巴彦淖尔临河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聘请，担任第四、五、六届特约文史资料撰稿人。他撰写的数十篇具有深厚历史价值的地方文史文章，相继在《巴彦淖尔市文史资料》、《临河文史资料选集》、《杭锦后旗文史资料选编》等刊物上发表。

张庆恩

王廷英

1924年，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其首届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战略方针。来自山西的国民党员苗培成、韩克温、刘景新，作为代表出席了此次大会。大会闭幕之后，他们返回山西，以秘密的形式继续展开工作。

1905年，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期间便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为了表达对袁世凯的忠心，他于1913年正式宣布与国民党断绝关系，并解散了该党在山西的各级组织机构。

1914年，袁世凯将各省都督改称将军，并授予阎锡山“同武将军”的封号。至1925年，太原已秘密发展党员超过400名，并成立了相应的秘密组织。同时，在各县积极吸纳了3000余名青年学生与工人加入党组织，并在大同、运城、临汾、晋城等三十余个县市陆续成立了分支组织。

阎锡山目睹全国范围内国共两党的合作局面，遂对山西境内两党的活动持不干涉立场，由此，两党活动逐渐从秘密转向半公开。在诸多重大议题上，两党往往步调一致。以上海“五卅惨案”为例，该事件震惊全国，太原市民闻讯后，义愤填膺。在傅懋恭（彭真同志）和张叔平等人的领导下，以太原市学联为核心，成立了沪案后援会。省立一中、国民师范的学生成为活动骨干，组织了太原史上首次反帝示威集会及大游行，参与人数超过五万。大会向上海市民发出支持正义行动的电报，并捐款4300元。

此次游行声势浩大，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工农兵学商的广泛联合，而且对国民党山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大会上，苗培成、韩克温、李冠祥、郭树堂、杨笑天等国民党党员，与王瀛孙、真如、王鸿钧、彭兆泰等共产党员共同当选为委员，他们共同组成了具有国共合作精神的山西省党部，并下设组织、宣传、农民、工人、青年、妇女、商民等七个部门。山西地区国共合作的成功实践，极大地推动了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并对阎锡山的政治立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加入中统，镇压爱国学生运动

1927年3月，北伐军成功攻占南京。在此背景下，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撑腰下，背离革命道路，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随即发布命令，对各省地方党部进行改组。为此，特指派张继、何澄、韩克温、苗培成等9人，以及山西本地的赵戴文、南桂馨、温寿泉、孔繁尉、杨笑天等，共同组建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同时，该党部还公布了一份通缉共产党的名单，其中包括省委书记崔锄人、王瀛、彭兆泰、王鸿钧等十几位同志，并要求省政府向各县政府下达通令，严格执行。

继而，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颁布了清党政策，该决定遍及全国范围实施，并在各省党部内部成立了专门的清党机构。在山西省，初期由梁永泰主持省清党委员会的工作，后来则由苗培成、韩克温等同志接任。他们以平民中学为据点，积极开展清党行动，同时在师生中暗中吸收CC团的新成员。

此刻，张庆恩在平民中学的求学之路已初露锋芒。他性格机敏，谦逊有礼，服从命令，才华横溢，且擅长应对各种变局。在清党运动中，张庆恩暗中观察平中师生的言行举止，详尽汇报，深得苗培成的青睐与信任。为了扩充CC团的力量，苗培成亲自推荐张庆恩加入CC团。张庆恩惊喜交集，欣然接受邀请。他的特务生涯便从此拉开了序幕。

张庆恩，山西徐沟人士，别署永铭，曾以晋升、张渝、傅忠（绥远、陕坝时期所用）等化名活跃于特工领域。他出身于地主兼工商业世家，深受父母及家人的器重，家人都寄望他能出类拔萃，为家族增光。张庆恩投身CC团后，以太原工业专门学校为掩护，秘密从事监视师生行动、发展情报员、壮大组织等任务。他对上司极尽谄媚之能事，谦虚谨慎，任劳任怨；对同学则彬彬有礼，乐于助人，始终保持着“正人君子”的形象，赢得了全校师生的广泛好评。

在苗培成的扶持与栽培下，张庆恩不遗余力地为CC团招募英才，吸纳叛逃的变节分子，于山西地区掀起了反共的狂潮，同时亦秘密监控阎锡山的军事与政治动向。1929至1930年间，张庆恩等人于太原开设了泰华昌绸布庄，以经营生意为幌子，暗中搜集阎锡山的军政机密。该店铺装饰独特，商品物美价廉，种类丰富，服务周到，尤其在接待山西的军政人员及其家属时，更是热情周到，顾客购物后还会获得回扣或儿童玩具作为赠品。正是通过这些手段，张庆恩等人从阎锡山的部下及其家属那里获取了大量关键情报。

1930年，阎锡山与冯玉祥联手反蒋，但最终以败绩收场。阎锡山无奈之下退出了政坛，并逃往大连避难。张庆恩在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内，自诩为胜利者，气焰十分嚣张，行事专断独行。他一方面在内部清洗了阎、汪两派势力，另一方面则对外组织特务机构，对共产党人进行大规模的侦查与逮捕。此举导致党的地下组织遭受了极大的破坏，许多共产党人惨遭杀害，或是被判刑流放，或是被监禁于省院之中。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山西大地。

为削弱蒋介石的影响力，日本帝国主义力图争取阎锡山加入其阵营，并于1931年8月动用飞机将阎锡山秘密送回山西。阎锡山在大同赵承绶府短暂歇息一日，翌日便悄然返回五台县河边村，并未张扬，静观事态发展。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立刻指令何应钦、孔祥熙火速通知阎锡山速离山西，否则将不惜采取严厉手段。刘峙、韩复榘亦纷纷发声，相继向中央施压，催促阎锡山尽快离开山西。正当反阎活动进入高潮之际，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随即无暇他顾。

“你快滚回去！”“苗培成，你给我滚！”苗培成察觉形势不妙，急忙转身逃离现场。

1931年12月12日，太原市内，三千余名学生汇聚于省政府门前，迫切希望与省主席徐永昌会面。然而，他们遭到了守卫的阻挡。学生们情绪激昂，不顾阻拦，涌入省政府，由于未能找到主席，他们愤慨之下，砸毁了门窗玻璃和办公桌椅，接着又破坏了教育厅、民国日报社以及苗公馆。到了18日，太原市各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纷纷组成队伍，陆续聚集在省党部门前。此时，省党部已经布下严密的防线，由特务组成的武装纠察队（简称“武纠队”）在王琚、张庆恩的指挥下，全副武装，荷枪实弹，严阵以待。面对这一情景，学生们仍保持秩序，整齐地排列在大门前的空地上。经过多次交涉，各校推选出二十余名代表，由省党部委员苏寿余接待。然而，代表们一进入招待室，便被武纠队包围，并遭受棍棒殴打。在外的学生们听到呼喊声，怒火中烧，齐心协力冲击省党部大门。在围墙和门楼上密布的武纠队突然向学生开枪射击。进山中学的学生穆光政不幸中弹要害，鲜血直流，送至医院时已告不治。另有三十余名学生受伤，这就是由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一手制造的，震惊全省的“一二一八”惨案。

惨案爆发后，太原警备司令荣鸿胪在阎锡山的指使下，迅速于当日午后派遣部队对武纠队实施缴械，并将韩克温、苏寿余等人予以扣押。同时，荣鸿胪与学生代表共同行动，对省党部实施了查封。阎锡山正是利用这一事件，借助学生之力，一举消除了蒋介石在山西的势力。自此，山西省各级党部悉数关闭。

1932年二月，阎锡山在行政院长汪精卫的鼎力支持下，自五台河畔的边村迁往太原，正式就任山西绥靖公署主任之职。他随即撤销了教育厅厅长苗培成的职务，并迫使苗离晋。面对这一变故，苗培成不得不将已暴露身份的特工悉数转移，并将张庆恩委以国民党要职。CC系地下平津工作团：主任张庆恩抵达平津后，为拓展局势，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与叛国投敌的汉奸及特务勾结，秘密开展特务活动。他负责侦查中共地下组织和日伪势力的动态，并直接向国民党南京的中统局汇报情报。

二、再展锋芒，获中统要职

1935年，张庆恩在天津不幸被日本宪兵队拘捕并投入狱中。在汉奸王揖唐等人的竭力营救下，他终于重获自由。获释后，张庆恩即刻返回南京，并在中统局暂时继续其工作。

1938年冬日，张庆恩受中统总局委派，担任中统局专员一职，同时兼任重庆市级实验区副区长。为博取蒋介石的青睐并表达对蒋介石的忠诚，张庆恩不遗余力地组建了多个侦察小组，与帮会、道门及各类反动势力勾结，四处搜集中共地下组织和地下工作人员的情报。此外，他还指挥由军警宪特联合组成的稽查处，大举逮捕进步师生及可疑分子。

他们将那些被俘者监禁于集中营之中，对其施以鞭打、烙灼、灌入煤油、遭犬吠咬噬、经受电流冲击、悬吊空中、遭受重压、踏于图钉之上、坐于冰雪之中等惨绝人寰的酷刑，用以审讯。这导致无数生命与进步的斗士遭受残酷迫害。集中营沦为了一座活生生的地狱。

三、飞黄腾达，执掌绥远党大权

对傅作义部旗下党政军各部门、厅级负责人的政治言论及行动倾向进行监控；推动党务活动，实施反共政策；统一领导绥远地区的中统成员，并扩大其组织规模；训练特务人员，推进大西北地区的特务活动。

张庆恩抵达绥远后，为博取傅作义的信任，刻意展现出忠诚、谦逊和顺从的姿态。他甚至更名傅忠，寓意对傅作义的无限忠诚。无论是向下级传达命令或进行交谈，亦或是向蒋介石及“二陈”——陈果夫、陈立夫汇报绥远的反共情报，他总是竭力赞誉傅作义的忠心。在外界，他亦广泛宣传傅作义在治军与理政方面的卓越成就。有时，他还将蒋介石及“陈”系的机密电报呈给傅作义审阅，以此表达对傅作义的崇敬与尊重。

张庆恩试图在两人之间搭桥铺路，将傅作义与陈立夫、陈果夫之间的私人情谊转化为政治联盟。他洞悉陈家兄弟虽在蒋介石阵营中权势显赫，党、特两大职务在握，却因缺乏坚实的军队作为后盾而略显不足；而傅作义在蒋介石集团内，尽管与孔祥熙有过细微的互动，却未能在政治上形成默契，始终未能找到稳固的依靠，且时常受到参谋总长何应钦和军政部部长陈诚的阻挠与制约，这让他深感忧虑。而张庆恩此举恰如他所谓的“得意之作”，正中双方心意。傅作义对张庆恩的后来支持，以及国民党中央对他连番的嘉奖，无不源于此因。

张庆恩在绥西地区得到了傅作义的大力支持，成功组建了绥远省党部。在各级行政机关、团体和学校中，他亦设立了区分部或小组。1941年4月，在绥西成立了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的战时青年训练团，简称战青团。张庆恩亲自担任主任一职，并设总干事一人，负责统筹全团的日常工作。他们将抓捕到的进步人士与青年学生聚集于此，采取威逼利诱或所谓的“感化教育”手段，试图转变他们的思想，为己所用。

1942年，随着新县制的推行，傅作义在临河、米仓、狼山、晏江、五原、安北、陕坝等地陆续成立了国民党县、市党部，积极展开党务工作。他更是指派中统的骨干力量与军警宪联合稽查处协同作战，采取公开盘查、秘密追踪等手段，大举拘捕绥西地区的军政机关、学校团体及社会上的所谓“嫌疑分子”，导致当地人心惶惶，社会秩序动荡不安。

中共河套特委书记郭北宸同志到伊克昭盟找上级党委汇报工作，在行经巴拉亥时，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秘密审讯时，特务们先是用跪碗碴、坐老虎凳、压杠子、灌辣椒水等种种酷刑进行逼供，继而设宴招待，用高官厚禄和美人计拉拢诱降，但是郭北宸同志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特务们无计可施由张庆恩指派3名特务人员，以送郭北宸回兰州为名，从马如龙圪旦囚禁之地秘密押至陕坝西北的杨生春圪旦的沙窝里，将郭北宸同志杀害。

张庆恩一手网罗特务，明察秋毫，暗中搜寻，大肆追捕共产党人，致使中共在临河、五原、安北三县的地下组织遭受重创，逾200人不幸被捕。正当张庆恩沾沾自喜，自鸣得意之际，国民党中央的“二陈”与朱家骅之间爆发了派系间的权力争夺战。朱家骅运用手中权力，于1943年春季解除了张庆恩的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书记长以及代主任委员的职位，仅保留了绥远调统室主任的职务。尽管张庆恩内心对此愤愤不平，但表面上他却装作泰然自若，对中统局的指示依然竭尽全力执行。

1943年秋季，鉴于当时政治形势的需求，傅作义特任命张庆恩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之中将级高级参事，并每月提供6万元法币，以作为其活动之经费。

四、谄媚傅作义，受其重用

1944年春季，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设立了一处名为特种工作指导处的重要机构（以下简称特指处），并委派张庆恩担任该处负责人。张庆恩凭借特指处，继续深入开展特务活动，并将行动触角延伸至傅作义指挥的部队之中。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所设立的特种工作汇报机制，为张庆恩的特务行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特指处的设立，使得张庆恩愈发胆大妄为，所欲即得，在短短时间内便赢得了地方当局的信赖，以及中统高层的高度评价与奖励。

1944年的秋季，绥远省战地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战工会）亦经历了重组，在此基础上增设了常务委员会，张庆恩担任了常务委员一职，并兼任秘书长。凭借秘书长之位，张庆恩以中统特务骨干为基石，全面掌控了战工会的组织架构，导致战工会的性质发生了转变，从原本单纯的抗战工作机构，转变为带有反共防共倾向的组织。为了更有效地管理战工会的工作，张庆恩常驻战工会，主动辞去了绥远调统室主任的职务，由魏纯美暂代其职。随后，战工会与特指处合并，成立了绥远省战地工作委员会特工处，张庆恩的活动领域和权力亦随之扩展。在绥西地区，他成为了权倾一时、显赫一时的反共势力代表。

五、操控党政总队，夺取胜利果实

1945年二月，第八战区设立了党政总队。该组织隶属于军统系统，具备武装性质。人选的选拔自然由军统负责掌控，张庆恩非军统成员，因此无法逾越这一规定界限。然而，得益于“二陈”在国民党中央的大力斡旋，国民党中央最终决定任命张庆恩为党政总队总队长，柴玉峰则担任副总队长。

张庆恩接任重任，便将队部设立于绥远省调统室的前院，依托绥远战地工作委员会特工处原有人员，迅速进行了组织架构的调整。随即，他紧急启动了侦察、策反、秘密逮捕以及管控训练等一系列反共行动。他首先将位于陕北的榆林、安边、麻地沟的三个情报搜集点整合为第三大队，由祁觉民担任中校大队长。该大队的目标直指延安地区，负责监视党政军动态，并积极开展反动宣传。

抗日战争终战，党政总队随军东征至归绥，驻扎于旧城小西街66号。绥远调统室的特务成员被吸纳进党政总队，门前设有武装警卫，过往行人不得在此逗留。这些特务分子身着军装，炫耀武力，所经之地，无不受到人们的奉承。尤其是那些在敌伪时期曾为日军效力之人，对他们更是敬奉如神，纷纷设法亲近，赠送财物，以求庇护，免受惩处。例如，青帮首领、一贯道头目、日伪民生会巴盟地方本部部长王明远，在被释放出狱后，拜访党政总队秘书王兰田时，一次便贿赂了大量黄金和鸦片。张庆恩受贿之事，行事尤为隐秘，行贿者将金银等物巧妙地藏在糕点盒或茶叶桶中，借节日之机馈赠，或在其家中趁人不备塞入被褥，或在夜深人静时投入院内，但无不附上便条，详细注明财物名称、数量，并亲笔签名。短短两三个月内，张庆恩与王兰田二人所收贿赂数额相当可观。然而，张庆恩狡猾多端，对此秘而不宣，深藏不露。而王兰田则毫不掩饰，家中一时堆满了皮箱，用品焕然一新，甚至雇佣了厨师。相比之下，张庆恩手下较低级的特务分子虽也贪赃枉法，但与张、王二人相比，差距甚远，导致内部嫉妒纷争，互不信任。这些人为了排解内心的烦闷，或纵酒滋事，或聚众赌博，或吸食毒品，或沉迷声色，种种丑态，令人瞠目。

六、协助军政反共于绥东地区

1945年深秋的十月末，正当解放军即将对归绥发起围攻之际，张庆恩将绥西及其他区域的特工人员召集至归绥，对他们进行统一部署，安排他们在城内及郊区展开特务行动，负责监视进步人士、搜集情报以及拓展情报网络。与此同时，他们还占据了旧城区小南街的华泰商店三间房屋，频繁派遣伪装成外地商贩的特务，对过往客商进行侦察与监视，以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稳定。

1946年初，面对全国民众对政治民主的强烈呼吁，蒋介石不得不作出妥协，筹备召开旧政协会议。他下令撤销了党政总队，此举使得特务分子对进步人士的扣捕活动有所减弱，同时，他亦假意释放了部分被扣人士。然而，这些举措实际上只是政治欺骗的手段。同年3月，张庆恩趁机前往重庆总局汇报工作，除保留绥远省调统室主任的职位外，其他职务均已卸任。张庆恩在重庆逗留了一个多月，恰逢傅作义抵达重庆述职，于是便与他一同乘坐飞机返回绥远。

张庆恩归绥后，于1946年5月着手筹备民众工作总队，其总部设于归绥新城西落凤街。总队的人员构成中，张庆恩担任队长一职，魏纯美则担任副职。尽管队员并非全是调统成员，但均系从军政部门精心挑选或抽调而来，均为坚决反对人民的反动势力。总队组建完毕后，张庆恩随即与军政部门协作，将这些人派遣至绥东各地，负责建立城乡反动政权，搜集有关解放军的情报，拘捕共产党县、区、乡的干部，对共产党进行诬陷，并组织还乡团、暗杀团，展开肆无忌惮的阶级报复。

1946年8月，张庆恩再度执掌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书记长的重任，再度将党内的重大权力揽于己身，由此成为国民党内部横行无忌、盛气凌人的显赫人物。

七、狐假虎威，伸向平津张垣

1946年10月11日，作义遵照蒋介石的指示，联合十一战区孙连仲部队，强行占领了张家口。此举使得蒋政府欣喜若狂，次日，蒋介石便蛮横地宣布即将召开伪国大，其嚣张气焰显而易见。与此同时，驻十二战区的中统总代表张庆恩亦仗势欺人，紧密协作，任命董叔明为察哈尔省调查统计室主任，迅速展开特务行动，搜集有关中共军队部署等各类情报，协助国民党重建各级地方政权，侦破中共地下组织，搜捕共产党成员，大举清查户口，监视进步师生的动向。

1947年12月，蒋介石莅临北平，召集时任北平行营主任的李宗仁及傅作义召开会议，此举撤销了北平行营，并成立了华北剿总。傅作义被任命为总司令，而蒋介石的亲信陈继承则被委以重任，担任副总司令一职并兼任北平警备司令。同时，张庆恩被任命为“总”调统室主任兼军法处处长。此举如同两条紧密相扣的绳索，将傅作义紧紧束缚，导致他心怀不满。

1948年，辽沈战役落下帷幕之际，东北解放军如疾风骤雨，势不可挡，从长城各个关口挺进华北，迅速完成了对北平的严密包围。在种种因素的推动下，傅作义将军终于从迷茫与失望中走出，决然选择了投向人民怀抱的道路，并在1949年初，见证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八、垂死挣扎，破坏绥远和平起义

在北平实现和平解放之际，张庆恩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使命前往绥远，将分散在绥远的军统、调统以及阎锡山势力旗下的特务力量统一纳入“绥远党通室”的调度之中。他的主要职责是阻挠绥远的和平起义。完成任务后，张庆恩急速赶往南京汇报。

1949年七月，张庆恩自广州启程，搭乘飞机返回绥远。肩负的任务是再度强化特务行动，以阻挠和破坏绥远的和平解放进程。他借第九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作为掩护，展开游说和串联活动，并着手整顿特工组织。在包头，他设立了国民党行政院内政部调查局绥远办事处，亲自担任主任一职，而魏纯美则被任命为副主任。该办事处的管辖范围涵盖五省（即山西、甘肃、宁夏、新疆、绥远）、三区（即东北、华北、西北）以及两线（即平汉、陇海铁路）。张庆恩挑选了百余名逃亡至绥远的特务，派往解放区开展所谓的“敌后工作”，直接潜伏，进行破坏活动。同时，他还派遣特务分子和反动军政官员前往天津、北京、张家口等解放区发展地下武装，与绥远境内的特工协同，展开所谓的“敌后游击战”，企图破坏绥远的和平解放。张庆恩还四处招揽旧部，拉拢反动势力，组织反动武装，伺机发动行动。为了提升特工工作的效率，他将绥远调统室迁至包头，与绥远办事处合并办公。

九、费尽心机，终告失败。

1949年8月，毛主席与周总理委派傅作义将军偕同邓宝珊将军前往绥远，旨在协助董其武将军筹划起义事宜。他们携带着毛主席亲笔书写的信函及慰问金，深入部队进行慰问，宣讲党的起义方针，以加快绥远地区的和平解放进程。张庆恩闻讯后，于8月20日迅速抵达傅作义的驻地美岱召，向傅作义呈递了一份预先准备的旨在阻挠绥远和平起义的“和平建议书”，表达了自己的忠诚与忠告。

抵达包头之后，傅作义面临了张庆恩多次的游说，却始终未能动摇其心意。无奈之下，张庆恩急忙指派杜品山与王国璋草拟了一封所谓的《全面和谈的和平意见书》，并委托鄂友三（骑兵第十二旅旅长）亲自递交给傅作义。同时，他还发动了以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为首的党政军民各界人士发起反对和平起义的签名请愿活动，试图对傅作义和董其武施加压力。然而，和平起义的潮流已经不可阻挡，民意所向，张庆恩的这些举措不过是徒劳无功。尽管如此，张庆恩并不甘心于失败，为了扭转局势，他紧急向国民党中央发送电报，请求蒋介石亲自出马劝说，或者邀请傅作义前往广州进行和谈，同时，他还致电阎锡山与谷正鼎，希望他们能够出面劝阻绥远的和平起义，这无不显示出他处心积虑，费尽心机。

得知绥远局势后，国民党政府立即派遣国防部长徐永昌，携带着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亲笔信以及大量黄金，乘坐飞机抵达包头。政府方面邀请傅作义前往广州，同时力劝其放弃独立起义的念头。然而，傅作义深谙大义，坚定地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并始终坚持引领绥远省走向和平解放的道路。

正当绥远省各族各界代表与军政高层共同签署绥远和平起义通电之时，特务首脑张庆恩却在包头匆忙间任命李鲲生为特务办事处主任，并对绥远解放后的特务行动进行了详尽的策划，对特工人员进行了重新调配。随后，他与祁觉民、魏纯美、杜品山等人一同乘坐徐永昌的飞机逃离，最终抵达广州。

“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之后，李鲲生果断将特务办事处从包头迁出，转至陕坝隐蔽行动。至12月底，张庆恩通过密电指令李鲲生即刻与各调查处负责人商讨，设法吸纳国民党军政要员，组建华北党政军联合工作指导委员会，以实现统一指挥。1950年1月，李鲲生亲自前往百川堡（今临河新华乡），与田树梅、崔正春、肖应轩等人秘密会商，正式成立华北、东北、西北党政军联合工作指导委员会，并草拟了相关章程及计划，电报呈送蒋介石。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张庆恩担任主任委员，田树梅（曾历任山西独立八旅旅长、绥西囤垦督办）和崔正春（曾历任五原县、临河县县长）担任副主任委员，李鲲生担任书记长，下设若干委员。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策动起义部队叛变，搜集流散的官兵，壮大匪特武装，并指导潜伏特务展开行动。然而，正当这些匪特活动猖獗、洋洋得意之际，他们却被公安人员逐一侦破并捕获。其中，首犯李鲲生、田树梅、崔正春、张朴等人被解送至中央公安部接受审讯，其他涉案人员也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受到了相应的惩处。

本文基于中统特工焦某某的口述而成。焦某某，山西晋城县人士，曾担任山西晋城县党部书记。1949年7月，他随张庆恩一同抵达绥远，并驻扎于陕坝秦晋客栈。某日，两人在街头不期而遇，因同窗之谊，此后数月间，他们时常交流，除特工任务外，无所不谈，特别是多次谈论了张庆恩的所作所为。1950年，焦某某在五原被逮捕并定罪，自此，我们便中断了联系。

此外，在1985年着手撰写初稿之际，我得到了马某某的协助。马某某，陕西府谷人士，曾在绥远地区长期活动，是一位资历深厚的旧中统特务。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选择了坦白并自首，鉴于其立功表现，人民政府对其给予了宽大处理。此后，马某某在陕坝镇的小车队从事运输工作。他对张庆恩在绥西地区的活动情况了如指掌。

本文基于焦某某、马某某的回忆叙述，并参考了关于张庆恩的相关资料整理而成。其中可能存在的遗漏或失误在所难免，恳请知情者予以指正。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