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坚持拆掉北京古城墙，林徽因反对撂狠话，47年后一语成谶

郭沫若坚持拆掉北京古城墙，林徽因反对撂狠话，47年后一语成谶

1949年10月，新中国宣告成立并正式定都北京，这座古老而伟大的城市，历经数百年岁月风霜，如今终于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当时的北京城，刚刚经历了战火的洗礼，百业凋零、百废待兴，迫切需要重新规划建设。

然而，在对首都重建规划的过程中，曾经为一代代北京人遮风挡雨的古城墙到底要不要拆除，引起了各行各业专家们面红耳赤的争论。

北京古城墙竟成了“时代弃儿”

1949年12月，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同志，在繁忙之中主持召开了北京城市规划会议。

会议上，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提出自己的规划方案，他认为：

如今的北京，工人阶级仅占全市总人口的25%，大多数人都不是生产劳动者，而是商人。

做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应当集中一切力量从一个消费城市快速发展为一个工业化城市，从而让新中国跟上世界工业化发展的脚步。

因此，苏联专家建议北京市各部门领导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拆除北京古城墙、古建筑，并在长安街两侧建设新中国首都的行政中心，从而拉动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进程。

然而，在听到苏联专家的规划方案后，会议上以梁思成和陈占祥为代表的知名建筑家们简直惊掉了下巴。

因为在梁思成等建筑学家眼里，对于新中国首都的规划重建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即让北京这座千年古城的固有风貌不受损伤。

要知道北京古城墙始创于元代，建成于明代，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

数百年里，北京古城墙见证了三个封建王朝的亘古迭代，熬过了数不胜数的自然灾害、农民起义，还经历了近代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以及日本人炮火的洗礼。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将军，解放战争的指挥员，都曾为了将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古城墙从敌人的炮口下抢救出来，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可以说，北京古城墙是中国古代、近代史的缩影，它见证了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是先祖在历史长河中筚路蓝缕的足迹，是先祖留给子孙后代的精神财富。

如此珍贵的历史遗迹，没有被战火摧毁，反倒是在和平年代被自己人的双手拆毁成一片废墟，实在是太可惜了。

再者，北京城刚刚解放的时候，旧城人口已经多达130万人，然而可居住面积却仅仅52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已经高达21400余人/平方公里。

如果此时将行政中心建设在拥挤不堪的旧城，未来的机关人员加上他们的家属保守估计将达到60万人，小小的旧城如何能容得下如此庞大的人口？

如果将这60万人口的宿舍建在城内，将会动迁多少老城区居民，耗费多少成本作为拆迁户建新房的成本？

如果将这60万人口的宿舍建在城外，在行政中心上班的人每天又将增加多少通勤时间以及能源方面的消耗？

因此，在会议上，梁思成和陈占祥据理力争，与苏联专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们认为：

将一座千年古城拆毁，进行工业化改造，绝对不可行。但凡是一个专业的城市规划者都发表不出这样荒谬绝伦的言论。

然而，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辩论，古城墙终究还是成了大家口中不得不拆的“时代弃儿”，成为了现代城市规划的牺牲品，彻底走到了落幕的边缘。

郭沫若等“拆墙派”非拆不可的理由

让梁思成更为痛心疾首的是，在他眼里看起来完全行不通的苏联专家的规划方案，竟然得到了以郭沫若为首的规划局成员的大力支持。

众所周知，在考古研究方面，郭沫若造诣很高。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首都的重建规划，郭沫若更是作为一个十足的“拆墙派”，对古城墙的摧毁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郭沫若等人认为，冷兵器时代，一座座厚厚的古城墙可以抵御外敌入侵，镇压农民起义，是古代帝王统治国家的根基和底气，更是城中所有百姓安全感的来源。

然而，迈入新中国的和平时期，大家曾经引以为傲的古城墙，只不过是套在新中国首都脖子上的一根“锁链”，禁锢着新时代工业和经济的发展。

而且，在古代起防御作用的古城墙，如今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烧杀抢掠、坚船利炮，丝毫没有了御敌之力，已经完全被时代所淘汰。

既然古城墙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那退出历史舞台也是理所应当。

郭沫若等人认为，明清时期没有汽车，古城墙对于交通毫无影响，但是，自从民国以来，随着汽车数量的增多，古城墙严重阻碍了交通，尤其是天安门前的“三座门”，已经造成了多起交通事故。

他们甚至找来好几个三轮车夫控诉“三座门”，车夫们说好多人在“三座门”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每次从那里路过都心惊胆颤的，生怕出事，真的是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一定要把“三座门”拆掉。

不仅如此，“三座门”甚至还影响到了游行队伍，每次举行节日阅兵仪式，军旗都过不了“三座门”，只能低头缓慢前进，整得解放军同志火冒三丈。

郭沫若等人认为，如今是新时代了，思想一定不能守旧，要勇于探索和尝试，这些旧时代的“老东西”既然发挥不了作用，那就该直接摒弃。

古城墙绵延数公里，占地面积又很大，对于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反而动辄就要人们绕行，简直就是社会的累赘。

如果可以直接拆了，盖成新的建筑促进经济发展，也算是新时代的一大进步了，何乐而不为呢？

郭沫若等人还认为，古城墙是由大量砖石建筑而成的，如果将其拆除，不但可以利用地皮修建公路，大量砖石还可以用来修建新的房屋，这也算是让古城墙发挥了最后的价值。

古城墙轰然倒下，宿命般的悲剧

北京城市规划会议上，“拆墙派”与“保留派”展开了一轮又一轮激烈的争论，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不欢而散。

会议结束后，为了让中央政府否决“拆墙派”的方案，重新确定行政中心的位置，梁思成与陈占祥决定制作一个具体的文字方案，以挽救危在旦夕的古城墙。

之后，梁思成、陈占祥以及林徽因三人耗费将近一年的时间，四处奔走，收集资料，终于在1950年2月，将长达二万五千字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交到了政府手里，史称“梁陈方案”。

“梁陈方案”中，梁思成等人建议在完整保护旧城的基础上，在北京老城外西郊三里河一带建设新的行政中心，并将北京城分为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几个功能区，形成一个全新的“大北京”。

如此一来，既可以为北京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留足空间，也能避免发生大规模的拆迁，降低经济成本。

然而，不管梁思成和林徽因如何奔走相告，一切努力似乎都是徒劳的，“梁陈方案”换来的是铺天盖地的指责和反对，换来的是那些所谓的“拆墙派”毫不留情地打压和否决。

眼看着那些自己视若珍宝的古建筑即将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灰飞烟灭，梁思成和林徽因声泪俱下，四处请吁。

然而，两人声嘶力竭的呐喊，终将在新世界如火如荼地建设中，如浪花般被巨浪吞没。

素以优雅著称的林徽因难过极了，竟因一时激愤，指着时任北京副市长的吴晗大声谴责道：

“你们今天把真古董给拆了，肯定要后悔的！即使将来重新建造，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

为了拯救守卫了祖国几百年的城墙，梁思成也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然而，为了清除城市建设中的“阻力”，吴晗毫不客气地指责梁思成：

“您这样老保守的思想行不通了，试想一下，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突兀的牌坊、宫门就如同鸡笼、鸟舍一样被高楼包围着，还有何文物鉴赏价值嘛！”

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他悲痛地告诉在场的领导：“五十年后，你们会后悔的！”

可惜，梁思成和林徽因不顾一切的坚持，终究还是被时代挫败了。

“梁陈方案”也成为了梁思成、陈占祥以及林徽因三人心中永久的遗憾。

1953年，拆除北京古城墙的活动如火如荼的展开了。

历经数百年岁月打磨的古代杰作，终究在“文化大革命”这个鲁莽又冲动的年代里，沦为了推土机下难以辨认的碎片。

看着一座座古城墙坍塌倒下，永定门、中华门纷纷被夷为平地，林徽因的心仿佛在滴血。她不停地争取、捍卫、挣扎，可惜林徽因的力量太过微薄了。

1954年秋，因为古城墙的事，林徽因心力交瘁，病情急剧恶化，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撒手人寰，终年51岁。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林徽因走的时候，还没来得及亲眼目睹到北京这座古城的彻底沦落。

林徽因夫妇一语成谶，47年后“赝品”重建

一座城市的古建筑，并非冰冷的砖石，那是先人留下的文化财富，是民族之魂的传承，更是一个城市的根基。

然而，北京旧城中，环绕古城的巍峨城墙，宏丽嶙峋的城门楼、箭楼、角楼，树海中优雅静谧的四合院，壮阔的紫禁城建筑群……

这些令世人叹为观止的古建筑，却如同尘埃一般一点点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发展至今，北京的“大饼”已经摊到七环外，经济发达，高楼林立，我们不禁感慨，如今的北京不愧为国际大都市。

然而，站立在干燥、拥挤的北京街头，却很难再体会到老北京城当初的历史韵味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多居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像龙须沟那样的贫民窟数以十计, 失业者更是不计其数。

对于人民而言，一座座饱经沧桑的古城墙既填不饱肚子，也抚慰不了心灵，远远不及一碗香喷喷的米饭来得实在。

对于政治家而言，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于是，他们希望利用一切资本发展工业，希望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可以看到前面处处是烟囱。

如今中国经济日渐走到世界前列，人民生活富足安康，再也不用为了一碗米饭而发愁。

这时候，大家开始追忆往昔，开始思考中国文化该如何传承。历史终究还是向我们证明了，林徽因夫妇当初撂下的狠话如今一语成谶。

2004年8月18日，林徽因口中的“假古董”——重建的永定门城楼宣告竣工。而此时，距离昔日拆墙的时间仅仅过去47年而已。

北京的永定门虽然重建了，可是不论建得再好，再金碧辉煌，终究也无法复原传统的文化氛围。面对这些失而复得的“古物”，我们终究是体会不到曾经的历史韵味了。

失去的终究难以找回，即便现在的我们拥有高科技撑腰，有纳米技术，有环保型道具，但是却不可能原汁原味、一丝不差地将古建筑还原。

我们无法想象如果当初按照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方案规划北京，现在会是什么模样。

但可以肯定的是，两人的眼光是超前的，当初的“梁陈方案”即便是放在今天，依然有很多思想和观点值得借鉴研究。

任何时代都有局限性，如今的我们，不能完全站在今天的角度去看待当年的问题，或者去苛责当年的决策者为我们所勾勒的未来。

但历史的警钟仍余音绕梁，今天的我们一定要铭记教训，对过去的实践作出科学反思，从而正确规划未来的方向。

每一个城市中的古塔祠庙，牌楼民居，城墙古刹，还有无数古老的胡同街巷，都是一个民族长年生存下来的经验和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