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传奇：谍海浮沉三十载

潘汉年

潘汉年，一位传奇般的身影，恰与我有同乡之谊，他源自江苏宜兴，一个曾隶属常州的古老之地。回顾往昔，他的离世后，世人对其评价颇高，赞誉他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更被誉为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翘楚。然而，这样的赞誉是在为其平反昭雪之际所赋予的。平反昭雪，自然意味着他曾遭受了不公正的冤屈。

潘汉年堪称共产党内的一个独特存在，他不同于一般的共产党员，毛泽东曾戏称他为“小开”。所谓“小开”，指的是那些在上海的富家子弟中，带有几分纨绔气质的年轻人。固然，他的家庭背景确实显赫，属于宜兴的大户人家，但“小开”这一称号，实则只是他在地下工作中所采用的一种形象掩护。

潘汉年为党的事业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于上海与香港两地，领导了对日伪情报工作的有效开展。1949年春，他策划并促成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起义。同年，他参与了我国中国航空公司与中央航空公司（统称“两航”）的起义，确保了十二架民航飞机安全抵达北平与天津。可以说，新中国的民航事业正是从这一历史时刻起步。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陈毅的得力助手，并曾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一职。

究竟他遭受了何种冤屈？众人对之有所耳闻，却又模糊不清。本书详细描述了这一过程，我虽不敢断言所述均为史实，但至少是其中一种说法。

潘汉年的主要问题，源自于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擅自与汪精卫会面。

投靠日本之后，汪精卫所成立的伪政府中，设有颇具名望的机构——“76号特工总部”，其负责人为李士群。李士群素以反复无常著称，有求必应，趋炎附势。他曾在上海的愚园路居住，而我前些时日也曾提及此地的往事。

1939年，李士群通过关系向上海的共产党组织表示，愿意和中共联系，提供情报。这是他为自己留一条路。潘汉年是搞情报的，当然很重视这个消息，而且潘汉年也是李士群的老熟人。同时，潘汉年和日本人的特务机关叫岩井的也建立了联系，甚至成为“岩井”的一员。这样，潘汉年是中共的特工人员，又和日本的特务机关有有关系，同时和汪伪政权的特务机关也建立了联系。李士群其实也是这么个角色，是汪伪的人，和日本人当然很有关系，也和共产党搭上了线。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状况。

1943年，潘汉年前往苏州拜访李士群，彼时李士群正居于苏州。然而，他被告知李士群已赴南京，并建议如有要事可直接前往南京寻访。面对是否前往南京的抉择，潘汉年内心颇为踌躇，但出于对任务的执着，最终还是决定踏足南京。实则，这是一场李士群精心设计的陷阱，他诱使潘汉年至南京，随后突然告知，汪精卫有意接见潘汉年。李士群解释道，汪先生此刻心情不佳，正有志于推行议会政治，听闻潘汉年莅临，显得格外欣喜，希望与其进行一番交谈。

此时，潘汉年方才洞悉李士群的真正企图——他们实是将他诱至南京，意图借此胁迫他觐见汪精卫。面对这棘手的局面，潘汉年陷入了困境。若是急于请示汇报，恐怕已无及；而若是拒绝，则难免得罪李士群，毕竟他在汪精卫面前夸下海口，此举无疑将影响未来工作的开展。于是，潘汉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冒险与汪精卫会面。正是这一瞬间的犹豫，最终酿成了不可挽回的大错。

其实见面没有说太多的事情，汪精卫只是说，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蒋是独裁的，我是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各党派都参加，包括共产党。

潘汉年未经授权，未曾多言，此事遂成过往。自汪精卫公馆离去后，潘汉年重返上海，与李士群会面两次，并于四月初返回淮南根据地。此时，他的直接领导为饶漱石。在向饶漱石汇报工作之际，或许鉴于对饶漱石的疑虑，他仅提及了上海的情报工作，以及日伪军扫荡计划短期内不会有大举行动等信息，却对与汪精卫会面之事刻意隐瞒。他认为，此事并未对党的利益造成损害，仅是日常工作中的一件小事，不足以影响大局。此外，华中区正积极开展“抢救运动”，其中某些行为略显混乱，且潘汉年与饶漱石之间关系亦不佳。

李士群与潘汉年的会面未满半年，便不幸中毒身亡。自此，以李士群和潘汉年为焦点的情报站亦随之落幕，而与汪精卫的会见似乎也随之被深埋尘封。

1955年春三月，上海迎来了“中苏友好大厦”的落成，这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首座大型建筑的诞生。苏联大使尤金亲临现场，常务副市长潘汉年更是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然而，这位人物随后便淡出了公众视野，只因他长期从事秘密工作，人们对此并无过多关注。然而，四个月后的1955年七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了一条震惊的消息：潘汉年、胡风因涉嫌发现反革命活动证据，已被逮捕并接受审判。实际上，在参加尤金大使举办的盛大酒会之后，潘汉年便前往北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号召与高岗、饶漱石问题有牵连或历史上存在未交代问题的领导干部，应主动向中央说明问题。

“无需紧张，要坚信中央。”

陈毅汇报后，毛泽东批示，明确指出此人不可再信任，随即作出决定，即刻对潘汉年进行逮捕与审查。

1955年，潘汉年被捕。至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提及潘汉年，指出：“难道不杀谁吗？胡风、潘汉年、饶漱石等，这样的人是不杀的。”他提到，潘汉年曾担任上海市副市长，曾秘密向国民党投降，属于CC派成员，目前正被监禁，尽管如此，我们并未处决他。毛泽东强调，若对潘汉年这类人施以死刑，则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类似人物亦需受到惩处。此言看似体现了政策的宽容，实则对潘汉年进行了定性。

潘汉年先生的遭遇确实颇为凄惨。实际上，他并未向国民党投降，亦非CC派成员。历经十几年的漫长审查，关于他的情况大致已真相大白。尽管他依然身陷囹圄，但已转至北京近郊的团河农场服刑，那里的生活相对而言颇为宁静。

在1966年春夏之交的狂风骤雨中，潘汉年再度浮出水面，被囚禁于秦城监狱。在那1968年10月至12月的短短三个月间，他遭受了四十余次的突击审讯。紧接着，在接下来的38天里，他再次经历了四十余次的审问，同时还要笔耕不辍地撰写书面材料，接待络绎不绝的外调人员。显而易见，这背后隐藏的意图并非仅仅是针对潘汉年本人，而是意图通过他挖掘出更多的叛徒和内奸。到了1970年，专案组向中央文革小组提交了审查报告，其中建议将潘汉年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并剥夺其终身政治权利。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均签署了同意的批示。

直至1975年，林彪事件的发生令毛泽东深受冲击。文革亦渐近尾声，五月份，潘汉年得以出狱，并被送往湖南某劳改茶场。然而，1977年四月，潘汉年不幸离世，享年71岁。其墓碑上未能刻上本名，只得落款“萧叔安”。

悲愤痛惜的故事。

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个人难免会遇到重重波折。然而，潘汉年这样一位历经无数风雨、贡献卓著、亦饱受磨难的人，在行至生命的尾声时，我难以揣测他心中所思所想。

但是，作为身处世间的我们，作为得以回顾这段历史的人们，确实有必要深思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