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仕清的顾炎武，怎成清朝学术开山祖？答案在他的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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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山西永济的一座客栈里，一位71岁的老者溘然长逝。临终前，他攥着弟子递来的《日知录》手稿，断断续续留下最后一句话：“此书本末，待后贤补缀……”

这位老者，正是顾炎武。彼时的清朝已坐稳江山40年，而他自始至终以“明遗民”自居，拒绝踏入清廷半步。可谁也没想到，这个一辈子与清朝“划清界限”的倔强老头，后来竟成了清代学术的 “开山之祖”——他倡导的“经世致用”成了清代学术的灵魂，他的考据方法被乾嘉学派奉为圭臬，连乾隆皇帝都在《四库全书总目》里赞他“国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

一个拒绝与新朝合作的遗民，为何成了新朝学术的奠基人？要解开这个谜题，得从昆山那座老宅里的少年说起。

一、昆山少年：从科举“弃子”到经世之志的觉醒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苏州昆山顾氏家族添了个男婴，取名顾绛。这顾家可不是普通人家 —— 祖上出过南京兵部右侍郎，到顾绛父亲这一辈，虽未入仕，却也是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家底殷实到能供得起十几个仆役。

顾绛的童年，一半是锦衣玉食，一半是严苛管教。他生来体弱，养母王氏（实为叔母，因亲生父母早逝过继）对他要求极严，寒冬腊月也逼着他凌晨起床读书。14岁那年，他考中诸生（秀才），成了昆山城里小有名气的 “神童”。按常理，他该沿着科举之路走下去，像先祖一样跻身官场，可命运偏要给他开个玩笑。

也是在这一年，他认识了比自己大两岁的归庄。归庄是散文大家归有光的曾孙，性格狂放不羁，两人一见如故，常常一起在昆山城外的亭林湖畔纵论天下。归庄后来在《顾宁人先生传》里回忆：“两人每出，必骑同一马，唱和诗文，至有‘归奇顾怪’之誉。”

少年顾绛的科举路，却远不如他的名声顺利。从18岁第一次参加乡试开始，他连着考了五次，次次名落孙山。崇祯十二年（1639年），27岁的顾绛站在南京贡院的台阶上，望着那些金榜题名者的狂喜，突然觉得眼前的科举制度像个 “画地为牢” 的牢笼 —— 考场上考的都是僵化的八股文，士子们为了功名死记硬背，却对农田水利、边防军备一窍不通。

“此等学问，能救天下吗？”他在日记里写下这句话，随即做出一个惊人决定：放弃科举。

放弃科举的顾绛，把家里的藏书楼翻了个底朝天。他不再读那些应试范文，转而埋头钻研《九章算术》《水经注》《农政全书》，甚至找来历代方志、鱼鳞图册（古代土地登记册）反复琢磨。他还带着归庄走遍昆山周边的乡野，丈量土地、记录河渠走向，遇到老农就拉着问收成，见到工匠就请教技艺。

“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这是他当时常挂在嘴边的话。在他看来，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书本上，得能解决现实问题——比如如何让百姓吃饱饭，如何让边关更稳固。这种“经世致用”的想法，在当时的文人中显得格格不入，却为他后来的学术转向埋下了伏笔。

谁也没想到，这场看似个人的学术转型，会在十几年后与一个王朝的覆灭撞个满怀。

二、国破家亡：抗清烽火中的血泪与坚守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破北京的消息传到昆山，32岁的顾绛正在整理他的《农田水利考》。听到崇祯自缢煤山的消息，他猛地将笔扔在桌上，冲进内堂对着祖宗牌位磕了三个响头，额头渗出血来。

“国亡了！”他红着眼对归庄说。彼时的江南，还在南明弘光政权的统治下，可谁都知道，清军已在山海关外虎视眈眈。顾绛和归庄没犹豫，立刻变卖了家中部分田产，招募乡勇，准备抗清。

这年夏天，清军渡过长江，弘光政权覆灭。昆山知县举城投降，顾绛和归庄却带着乡勇据城死守。归庄在《悲昆山》里记录了那场惨烈的战斗：“城陷之日，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四万人同日死。” 顾绛的两个弟弟在巷战中被清军砍杀，他的生母何氏被砍断右臂，养母王氏（也就是那位严苛的叔母）听到城破的消息，绝食 15天而亡，临终前对顾绛说：“我虽妇人，然受国恩，不可负。汝切记，勿事二姓。”

养母的死，像一把烙铁烫在顾绛心上。他带着残部突围后，改名为“炎武”——“炎”取“火” 之意，喻指燃烧的复国之志；“武”则与“文“相对，提醒自己不能再做只会读书的书生。此后，人们便多称他为顾炎武。

从 1645 年到 1650 年，顾炎武的足迹遍布江南抗清战场。他曾潜入太湖，与抗清义军联络；也曾冒死前往福建，向隆武政权献上《乙酉四论》，提出整顿吏治、改革军制的主张。可南明政权的内斗、义军的涣散，让他一次次陷入绝望。

最让他痛心的，是士人的 “无耻”。他在《日知录》里痛骂：“崇祯之末，士大夫多降李自成，及清军至，又降清，视改朝换代如换衣。”他亲眼见到曾经的“清流”官员，转头就为清军草拟劝降文书；曾经与他一起高呼“忠君爱国”的儒生，转眼就剃发留辫，去考清朝的科举。

“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就是在这时被他反复琢磨出来的。他在《日知录・正始》里写道：“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在他看来，明朝灭亡只是 “亡国”（一家一姓的覆灭），可要是华夏文化被践踏，士人丧失廉耻，那才是 “亡天下”。而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便是后来梁启超提炼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源头。

1650 年，最后一支南明义军被剿灭，顾炎武意识到，武力抗清已无望。这年冬天，他做出了一个让亲友震惊的决定：剃发。不是为了投降，而是为了活下去 —— 以另一种方式 “保天下”。

三、漂泊之路：从江南到塞北的学术长征

顺治十二年（1655年），43岁的顾炎武卖掉了昆山的祖宅，带着几箱书和一把剑，踏上了北行之路。有人骂他“失节”，说他剃发就是向清朝低头；也有人劝他 “归隐山林”，像陶渊明一样不问世事。可顾炎武心里清楚，他要走的路，既不是投降，也不是逃避。

“我要去看看真正的天下。” 他对送行的归庄说。

此后 20多年，顾炎武成了一个 “马背学者”。他的足迹北到山海关，西至西安，东抵登州，南达淮安，“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他不像普通游子那样吟风弄月，而是每到一地就做三件事：

一是访书。在济南府学，他抄录了罕见的《后汉书》注本；在太原晋祠，他发现了唐代的水利碑文；在山海关，他从老兵口中记录下明代边防的布防细节。这些散落各地的文献，后来都成了他著书的素材。

二是考察。他带着罗盘丈量泰山的高度，用测影法记录不同地区的日照时差，甚至跟着黄河纤夫徒步百里，观察河道变迁。他在《肇域志》里详细记载了各地的土壤肥瘦、作物种类，连某地适合种棉花、某地适合烧瓷器都写得清清楚楚。

三是交友。在北方，他结识了傅山、李颙等明遗民学者。傅山是个医学高手，一次给顾炎武诊脉后开玩笑：“你这身子骨，年近花甲还能生儿子。” 顾炎武听后却叹了口气 —— 他早年丧子，漂泊多年未再娶，这话戳中了他的痛处，却也让他更坚定了 “以学问传后” 的想法。他还与一些清朝官员有过交往，比如时任直隶巡抚的于成龙，两人曾探讨过如何整顿吏治，于成龙后来推行的 “禁火耗”（禁止官员私征附加税）政策，就借鉴了顾炎武的建议。

这段漂泊生涯，彻底改变了顾炎武的学术视野。在江南时，他关注的是 “如何复国”；到了北方，他看到的是“如何治国”。他发现，清朝虽然是满族建立的政权，却在很多方面继承了华夏制度——康熙帝开科举、修明史、尊孔孟，甚至比晚明的皇帝更重视民生。

“华夷之防”的观念，在他心中渐渐松动。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意思是，判断一个政权是否“正统”，不在于统治者的民族，而在于是否践行华夏的礼乐文明。这种认知的转变，让他从“反清复明”的执念中走出，转而思考如何在新的时代延续文化血脉。

四、学术革命：破空谈而立实学的思想锋芒

康熙九年（1670 年），58 岁的顾炎武在山东章丘的一间客栈里，开始撰写《日知录》。这部后来被称为 “清代学术第一书”的著作，凝聚了他毕生的思考，也彻底颠覆了明末以来的学术风气。

明末的学术界，被王阳明心学的末流搅得乌烟瘴气。士子们整日空谈 “心、性、理”，见面就问 “你悟了吗”，却对国计民生一无所知。顾炎武在《日知录》里痛批这种风气：“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在他看来，明朝灭亡，就亡在这 “空谈误国” 上。

他要做的，就是把学术拉回“实”的轨道。

“经世致用” 是他的核心主张。他认为，“经”（儒家经典）不是用来背诵的，而是用来 “明道救世” 的。比如研究《尚书》，不能只纠结于字词解释，要从中总结古代的治国经验；研究《诗经》，要关注里面记载的农事、民俗，理解古人的生活智慧。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就是这种思想的实践 —— 全书 120 卷，详细记录了各地的赋税、水利、边防等 “利病”，相当于一部明末的 “国家问题白皮书”。

考据学是他的方法论创新。为了保证学问的 “实”，他提出 “采铜于山” 的理念 —— 做学问不能只靠前人的注疏（好比 “旧铜”），要直接从原始文献和实地考察中获取证据（好比 “采铜”）。比如他考证 “服制”（古代的丧服制度），不仅查阅《礼记》，还走访民间老人，记录不同地区的丧俗，再对比出土的汉代画像石，最终得出可靠结论。这种 “无证不信” 的方法，后来成了清代朴学的基本准则。

对现实问题的深度思考，让他的学术超越了时代。他在《郡县论》里提出 “寓封建于郡县之中”，主张给地方更多自主权，这一想法比西方的地方自治思想早了近 200 年；他在《钱粮论》里批判 “银本位” 的弊端，建议恢复实物税，这一观点直到晚清还被魏源、梁启超引用；他甚至关注到 “人口问题”，在《日知录》里写道：“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提醒统治者注意城市人口过度集中的风险。

顾炎武的学术，就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剖开了明末清初的社会病灶。而这把刀，恰恰成了清朝学术的 “开山斧”。

五、清廷眼中的 “异数”：不合作却被奉为宗师的悖论

康熙十七年（1678 年），清廷开 “博学鸿儒科”，征召天下名士。内阁学士熊赐履亲自写信给顾炎武，劝他出山，甚至说 “皇上久闻先生大名，愿以殊礼相待”。顾炎武回了八个字：“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意思是，我的志向不会改变。

后来，清廷修《明史》，又有人推荐他参与，他直接拒绝：“我是明朝人，不能修明史。”

这位一辈子拒绝与清廷合作的学者，却成了清朝学术的 “精神领袖”。这看似矛盾的现象，藏着三层历史逻辑：

一是清廷的 “文化统战” 需要。清朝入关后，为了巩固统治，急需拉拢汉族知识分子。顾炎武的学术 “不谈政治，只重实学”，恰好符合清廷 “崇儒重道” 的宣传口径。康熙帝虽然没请到顾炎武，却默许大臣们研究他的著作；乾隆帝编《四库全书》，收录了《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多部作品，还在提要里称赞他 “博极群书，精于考证”。统治者需要用顾炎武的 “学术正统性”，来证明自己的 “文化正统性”。

二是清代学者的 “精神接力”。顾炎武去世后，他的弟子潘耒整理出版了《日知录》，立刻引发学界轰动。阎若璩用他的考据法证明了《古文尚书》是伪书，戴震继承他的 “经世” 思想研究天文算学，钱大昕则沿着他的足迹考察历史地理。乾嘉学派的领军人物戴震曾说：“吾辈读书，当法顾亭林先生，每事必求其源。” 可以说，清代学术的每一步发展，都踩着顾炎武的脚印。

三是学术本身的“超越性”。顾炎武的学术，虽然诞生于明亡的痛苦中，却跳出了“朝代之争” 的局限。他关注的“如何让百姓安居乐业”、“如何让文化薪火相传”，是每个时代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清朝学者研究他的著作，不是为了“反清复明”，而是为了“治国安邦”——这种对“普遍问题”的探索，让他的学术跨越了朝代界限。

最具戏剧性的是，顾炎武当年痛批的“空谈之风”，在清代被彻底扭转。从康熙到乾隆，学术界形成了“重实证、轻空谈”的风气，连皇帝都带头研究《数理精蕴》、《授时通考》等实用书籍。这种风气的转变，正是顾炎武 “经世致用” 思想的胜利。

他就像一个“文化摆渡人”，站在明清交替的渡口，把华夏文明的火种从一个王朝，传到了另一个王朝。

六、三百年后的回响：为何我们依然需要顾炎武？

道光二十年（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林则徐在广州查禁鸦片时，随身携带的书中就有《天下郡国利病书》。他在日记里写道：“亭林先生论海防，言‘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今日观之，字字珠玑。”

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甲午战败后，梁启超在《变法通议》里喊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将顾炎武的思想转化为维新变法的号角。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顾炎武的 “保天下” 思想成了凝聚民心的旗帜。朱自清在《论气节》里说：“顾亭林的‘匹夫有责’，正是我们今天该有的担当。”

顾炎武的价值，从来不止于学术。他用一生证明了：真正的知识分子，既要 “铁骨”——坚守精神立场，不向强权低头；也要 “柔肠”——心怀天下苍生，不做空谈之徒。他不仕清，是为了守住 “不事二姓” 的气节；他成了清朝学术的开山祖，是因为他的学问解决了时代的真问题。

如今，当我们重读《日知录》里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呐喊，重读《精卫》里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 的执着，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穿越时空的力量。这种力量，或许就是顾炎武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 —— 无论身处何种时代，都要做一个 “明道救世” 的行动者，做一个 “经世致用” 的建设者。

这位昆山老人的故事，还在继续影响着我们。如果你也被这份坚守与担当打动，不妨关注我，一起在历史的长河中，探寻更多像顾炎武这样的精神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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