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石油困局：毛泽东亲临川中探油，一句“四川很有希望”题词

“四川很有希望”——这寥寥数字，被镌刻在庄重的纪念章上，成为一段光辉历史的见证。然而，其诞生的确切时刻与具体背景，在历史的流转中却留下了耐人寻味的疑问。毛泽东主席究竟是何时、何地、因何事欣然挥毫写下这六个字？这一争论不仅关乎史实考证，更映射出新中国初期，中国人民在资源困境中探索前行，国家意志与地质奥秘交织碰撞的复杂图景。

石油困境下的西部寻油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行各业迅速发展，对石油资源的需求也随之暴增。尽管克拉玛依、大庆等油田相继出油，其产量却仍无法满足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迫切需要。加之当时的交通条件限制，物资运输多有不便，内陆石油的发现显得尤为重要。国家领导人将目光投向了物产丰富的四川盆地，期待这片土地能为国家带来大量石油，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石油大会战便在此背景下启动。

1958年2月11日，余秋里临危受命，被任命为石油工业部部长。他上任不到半月，四川大地便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3月10日，正值春节期间，当大多数人忙于走亲访友之际，四川省南充地区武胜县金光乡石坪2组的山顶上，一声高呼划破天际——“女2井出油了！”只见黑亮的石油瞬间喷向空中，随后漫溢至农田，顺着田埂沟渠，一直流淌进山下几十米深的嘉陵江。据初步测算，这口井间歇放喷三天，共喷出原油55.81吨，日产量最高可达58.1吨。四乡八邻的村民们闻讯赶来，石油队的苏联和罗马尼亚专家也亲临现场。甚至有农民将原油带回家中，用作照明之用。

希望的火种迅速燃遍川中。紧接着3月14日，南充3号井也成功喷出原油，流量高达每日300多吨。短短两天后的3月16日，《人民日报》便以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题为“第二个克拉玛依”的报道，向全国宣告四川发现石油的喜讯。就在同一天，蓬莱1号井再次喷出原油，日流量亦达到100多吨。武胜、南充地区连续出油，四川发现石油的消息迅速传遍全球，尤其让南充人朱德、罗瑞卿，广安人邓小平，内江人陈毅，江津人聂荣臻，万县人刘伯承，以及曾在南充工作多年的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异常兴奋。朱德率先向四川石油管理局发去贺电，而分管石油的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此后更专程前往四川调研石油建设，足见高层对此的重视。

领袖亲临，洞察细节

正是在四川油气勘探取得初步突破的背景下，1958年3月27日上午，毛泽东主席在结束了自8日至26日在成都召开的“成都会议”后，与会议人员合影，随后乘专列驶向重庆方向。随行人员阵容强大，包括李井泉、柯庆施、王任重、陶铸等多位省市领导，以及省公安厅和成都铁路局的相关负责人。专列途经内江抵达资阳车站时，毛主席曾独自下车，向成都铁路局局长胡景祥询问不少当地情况，甚至走进一位职工家中了解生活状况，随后才返回专列。火车驶离资阳后，柯庆施得知车站未向群众开放，随即指示相关人员，强调“领袖不能脱离群众”，要求车站向群众开放。

下午两点多，专列抵达内江站。胡景祥向毛主席介绍，内江是产糖名城，而西南方向的自贡市不仅产盐，还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毛主席听后表示希望能去看看天然气。胡景祥建议，前面隆昌县圣灯乡有一座碳黑厂，那里也有天然气，到那里去视察同样可行。毛主席欣然应允。与此同时，车站外等候多时的群众被允许进入站台，他们激动万分，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现场气氛十分感人。

傍晚六时许，专列抵达隆昌车站，却一时找不到负责接待的人员。毛主席、李井泉以及各省市领导和工作人员都在等待汽车。不久，一辆又小又破旧的汽车驶来，停在主席身边，但剩余的柯庆施等领导又该如何前往？情急之下，一辆运煤车被临时征用。一行人这才得以启程，前往10多公里外的隆昌气矿。

下午六时四十分，隆昌气矿行政科副科长冯占海做梦也没想到，前来视察的竟是毛主席。他将主席一行人迎进招待所会议室，矿长刘选伍也紧随其后。毛主席面带笑容，紧紧握住刘选伍的手，询问了气井的位置。得知气井在四公里之外，而碳黑厂则近在不到一里路的后山坡，毛主席随即起身说：“走，看看碳黑厂去！”

一行人来到碳黑厂车间，车间副主任梁锡远引领他们进入火房。工人们见到主席都异常激动，但依然坚守在各自岗位上。毛主席仔细查看了压储气桶，了解到由于设备缺乏，天然气中的硫化氢经脱硫塔脱出后直接排入空气，无法回收硫磺。接着，毛主席被请到露天的21号火房，尽管风雨交加，但主席依然兴致勃勃。他看到密排的火嘴喷射出黄色的火焰，碳黑粘附在移动的槽钢上，随后刮板抹下，由螺旋输送器送进包装车间。主席脸上露出笑容，在风雨中撩起大衣蹲下观察，这一幕被他的专职摄影师侯波记录下来，成为毛主席一生中唯一一张蹲式照片。

毛主席得知隆昌气矿一年可生产碳黑1000多吨，占全国总产量的四分之一时，满意地说了声“好！”随后，他起身询问柯庆施的看法。柯庆施认为，这与自流井烧盐的情况类似，天然气热能没有被充分利用。毛主席听后深思，指出：“自流井的天然气烧盐跑掉了碳黑，这里又跑掉了热能和硫化氢。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进一步搞好天然气的综合利用。”他随即又询问：“这个矿是不是外国人设计的？什么时候建的？”工人安增彬自豪地回答：“都是我国技术设计与施工，在建国后建成，现主要为墨粉及橡胶等行业提供原料。”毛主席听后不住地点头称赞。

天色愈发暗沉，雨势也渐大，但主席仍想去看几公里外的气井。李井泉见主席的衣帽已被雨水浸湿，便劝说道：“天不早了，路不好走，就不去矿井了。”主席这才转身返回。矿区道路旁、远处山坡上、田坎边、两道桥街道里，去火车站的公路上，人山人海，群众夹道欢送主席。晚上七时五十五分，专列即将离开隆昌站，车站大门已向群众敞开，人们激动万分，争先恐后地与主席握手。为了安全，胡景祥不得不站在车门处挡住热情高涨的群众。

会战起伏，战略转折

然而，初期喷油的喜悦并未持续太久。关于“女2井”原油如何处置，苏联专家建议关井，而罗马尼亚专家则建议持续喷放，双方意见相左，最终井被关闭。4月5日，石油工业部在南充召开了全国石油工作会，确定了井队设置指导员以加强党的统一领导的策略，并制定了石油建设方针。为增强力量，川中矿务局成立，玉门油田的秦文彩和李德生分别被调任局长和总地质师，以加强川东地区的投入。8月，石油工业部与教育部携手，在南充建立了中国第二所石油院校——“四川石油学院”（现已更名为西南石油大学）。

全国进入“大跃进”时期，石油部与冶金部展开“一吨钢一吨油”的竞赛，形势严峻。国家对石油的严重匮乏，给石油部领导、科技干部和工人们带来了沉重负担，他们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争分夺秒地追赶形势。然而，最初出油的三口井却出现了状况。“女2井”在关闭后再次开启已无油可采，在旁边又打一口井也未出油，甚至尝试加入27桶原油引采，结果这些油也踪迹全无。南充井的油量严重减少，蓬莱井则完全没有了石油。

经过半年的勘探，尽管共打了70口井，却仅有23口喷出工业原油。原定20口关键井只打了19口，其中仅6口喷油，且喷油量差异巨大。虽然有一口井持续喷油28天，日产量达50至80吨，但整体情况并不乐观。10月，石油工业部在克拉玛依现场研究后认为，川东情况虽复杂，但仍有工业原油流，建议加大力量争取拿下大油田。然而，川中矿务局局长秦文彩和总地质师李德生等认为情况复杂，资料不齐，可能是裂缝藏油，建议进一步观察。此番言论一出，如同热油锅里加水，顿时引发轩然大波，众人各抒己见，互不相让。

尽管存在争议，10月26日，石油工业部正式宣布“川中会战”开战。在当年最后两个月内，从玉门、新疆、青海三个管理局调集优秀钻井队和试油队，由局级干部带队，紧急奔赴四川。一时间，广元、绵阳、成都、重庆等省市地区的运输公司汽车，以及总后勤部的军车，日夜兼程，忙碌地将设备运往各地。四川省南充地区及相关区县也坚决修通公路，全力保障后勤支援“川中会战”。然而，1958年5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对怀疑高指标和“大跃进”的“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进行了批评，称他们举“白旗”，并号召各地区各部门要“拔白旗、插红旗”。石油系统内部有人甚至准备将李德生作为“白旗尖子”，列入“漏网右派”。

到1959年3月，川中会战又钻井37口，但情况良好的仅有9口，多数产量不稳定、变化大，油层薄、夹层多、产量低且下降迅速。开采区域属于石灰岩裂缝和晶洞，是典型的裂缝藏油型，未能发现连片、产量高质量稳的油田。最终，川中会战未能取得成功，石油工业部宣布会战结束，新疆、青海、玉门等地的勘探队伍撤离四川，归还建制。

薪火相传，精神永存

1959年4月2日至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八届七届全会上，毛主席再次询问四川的石油情况。余秋里沉重地汇报：“四川情况不好！经过勘探，发现那里油层薄，产量低，下降快，没有发现大的油田。”主席听后表示：“找不到就到别处找，东方不亮西方亮，中国这么大的地方，总会找到油的。”余秋里随即报告，他们遵循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已将石油勘探的战略重点从西部转移到东部，将加强对东北、华北、苏北等地区的勘探。主席再次提及四川，余秋里答复：“四川也不放弃，请四川石油管理局继续勘探，有油要油，有气要气，有水要水。”他特别指出，当时钻的一些井只出了水，淡水可以浇田，咸水可以熬盐，这种因地制宜的指示，在当时的中国石油地质界引发了深思。

尽管川中会战并未如预期般成功，但四川的油气勘探并未止步。自1971年8月起，至1976年2月27日，在武胜县万善镇旗井村，一口深达6011米的超深勘察井被成功钻探，它被命名为7002井，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口超深勘察井（现为第二深井）。该井旨在勘察四川盆地最完整、最全面的地壳结构，通过钻探，不仅了解到有18个天然气可采层位，还发现了丰富的盐卤、黑卤、黄卤，并全面收集了岩性、厚度、古生物、火山岩同位素年龄、地球物理参数及各种深部地质资料，为后续的地质研究和勘探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六七十年代石油大会战的火热背景下，红歌《我为祖国献石油》响彻中国大地，歌词中“嘉陵江边迎朝阳”、“天不怕，地不怕”等生动描绘，反映了四川石油大会战的激情场景。四川省在此期间不止一次为石油勘探大会战队员召开庆功会，并组织各大油田的工作人员到武胜学习先进经验。正是基于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一套以毛主席题词：“四川很有希望”为主题背景的系列纪念章应运而生。这组纪念章不仅是那段光辉而不平凡历史的直接见证，更是“超英、赶美、追苏”时代口号下的产物。它深刻记录了我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中苏关系的曲折发展过程，因此具备重要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

结语

回望这段历史，围绕毛主席“四川很有希望”题词的考证，仍然是一个“存疑的公案”。有说法将其归因于1958年四川初次出油后的成都欣然命笔，也有石油系统内部的流传指其源于毛主席视察隆昌气矿时的口头表达，甚至还有1968年《人民日报》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的提及，但目前尚未找到确切的原件以证其始末。

然而，无论其确切的落笔时间为何，这句“四川很有希望”都超越了单纯的文字，成为一个时代鲜明的符号。它凝结着新中国初期国家对资源命脉的深切渴望，承载着最高决策者对产业发展的前瞻思考与务实指导，也印刻着千千万万石油工人为国奉献的奋斗足迹。题词背后的起伏跌宕，从最初的惊喜到会战的挫折，再到后续的持续探索，勾勒出新中国建设并非坦途，而是充满挑战与调整的真实面貌。而对题词来源的探寻，恰好提醒着人们，历史往往是多维度交织的叙事，其真正的价值在于透过现象，洞察其背后所蕴含的时代精神，以及对后世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