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志愿军第9兵团“缺”冬装真相

在抗美援朝运动战阶段的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第9兵团于东线的长津湖地区，英勇顽强地击退了美军陆战1师、美7师以及李伪军的北进攻势，迫使敌军不得不从海上撤退，从而毫无疑义地赢得了这场胜利。然而，第9兵团为此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伤亡代价。

1951年3月，第9兵团递交的统计数据报告揭示了第二次战役中的严峻情况：全体兵团人员因冻伤而减员共计28,954人，其中直接冻亡超过1,000人，因严重冻伤无法救治者达3,000余人。冻伤导致的减员比例高达兵团总员额的32.1%，而严重冻伤的比例更是达到了22%。

请注意，此统计仅涵盖住院接受治疗的患者数据，并未将那些症状轻微、留在部队治疗的情况纳入其中。

《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总结》由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编纂，其中详细记录了各军团的伤亡情况。据报告，第20军共有2963名战士英勇牺牲，5539人受伤，11468人遭受冻伤；第26军牺牲1674人，战伤4488人，冻伤7945人；第27军牺牲2667人，战伤4035人，冻伤11319人。原本拥有15万士兵的第9兵团，在战争中的减员总数高达52098人，减员率达到了34.7%。在这其中，冻伤人数为30732人，占该兵团战前总人数的20%，且占到了第9兵团减员总数的59%。

这两份权威资料在冻伤人数上略有出入，然而差距并不显著，这或许是由于统计范围或时间段的设定存在细微差异所致。然而，无论是28954人还是30732人，这个数字都足以令人震惊。第9兵团因伤亡惨重，不得不在后方休整数月，方才重整旗鼓，恢复战斗力。

时下，众多观点认为，第9兵团冻伤减员数量之所以远超战斗减员，主要缘于冬季装备的不足。然而，回顾1950年12月初长津湖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司令员代表志司和志愿军政治部向第9兵团发出的贺电中，虽详细描述了长津湖水库地区那冰封雪锁的严酷环境以及粮食、弹药运输的极大挑战，却未曾提及“9兵团缺少冬装”这一问题。同样，毛主席在同年12月11日发给第9兵团的嘉勉电中，也未涉及冬装供应的相关内容。

据官方资料最早载明，第9兵团缺乏冬装的记录出自《抗美援朝战争史》，此书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纂。书中在描述第二次战役东线战事时提及：第9兵团抵达东北后未作任何停留，便迅速直接开赴朝鲜前线参战。因此，其准备工作未能周全，导致部队入朝时，寒区服装尚未及分发到位。

此观点，可由曾任东北局组织部长的张秀山的回忆录提供佐证：当时，我军从关内迁至，所着衣物极为单薄……然而，即便如此，亦未能及时为全体战士配备棉衣，众多战士仍旧身着初来关内时的薄装，紧急渡过江河。

然而，务必留意，《抗美援朝战争史》在描述冬装方面所用之词措。“来不及发放”张秀山回忆录措辞。“来不及”关于“来不及”为何成为近期网络热议的焦点，各界讨论不绝于耳。有人自诩“钻研多年”，搜集了大量所谓的“一手资料”，然而却东拉西扯，难以得出结论。当他人简洁明了地指出了问题的核心时，他们仍装出一副“严谨”的姿态，要求他人提供“一手资料”，却对自己的所谓“一手资料”中早已存在的答案视而不见。事实上，这些资料中已经初步显现出一些如今备受诟病的“党八股”问题，具体表现在那些资料之中，不再像建国前那样直截了当地点明责任归属。然而，人类毕竟是有思考能力的生物。若要进行“研究”，就必须开动脑筋，从字里行间挖掘出答案。

若志愿军第9兵团的严重冻伤现象确实由“冬装不足”引起，那么在深入分析“冬装不足”这一问题时，我们需首先界定“不足”的具体含义。这指的是实际的冬装完全缺失，根本不存在？还是指虽有冬装，但未能抵达应领人员手中？抑或是虽已发放至领用人，却未穿戴在身？

若以军事术语来类比，实则涉及冬装物资的“调配”与“分配”两大环节。

所谓“归集”，意指通过不同途径筹集资金，并确保筹集到的冬装物资被运送至指定接收地点，随后与第9兵团的后勤部门进行签收与交付。显而易见，这项工作应由战略区或更高层级的后勤机构负责执行。自接到预先号令那一刻起，便需做好充分准备，确保不受实际行动时间及任务的具体影响。

在“发放”环节中，应由第9兵团及其下辖的各军、各师的后勤机构承担主要责任。该环节要求在战事爆发前，将所需物资迅速分配至一线指战员手中。若第9兵团后勤部门尚未与战略区完成冬装物资的签字交接，则兵团部理应立即向上级机关汇报情况，并恳请批准延期执行。

“有必要在关内机动地带，进一步部署第二梯队兵力。当前，第9兵团下辖的四个军正在上海地区进行整训，他们可充当战略上的机动部队。”（《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册，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2月，第80至81页）。

“关于服装，棉衣已筹备四十万套，预计至九月十五日可完成三十四万套的制造。至于后备部队，我们已妥善解决了棉衣供应的难题。”若南方部队调往东北，棉衣便需增厚以抵御严寒；而若部队不北迁，现有的装备则显得过于厚实。鉴于此，建议在南方部队北调之际，额外发放一件棉背心和一条绒裤，并配发一件大衣，以适应当地气候。毛皮鞋——目前已储备三十万双，若需追加数量，则将耗费额外的时间。至于棉帽子——除为边防军所准备的之外，尚需额外准备数十万顶，以供第二线部队之需。（摘自《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 资料选编 综合类上册》，第20页。）

众人或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张令彬的那番言论。然而，鉴于他的身份和所处环境，他所述之言实则已等同于对后勤工作的提前指令。

“针对棉衣问题，后备部队提出解决方案。若南方部队需调往东北，棉衣厚度需相应增加，以防气候寒冷；而在不北调的情况下，穿着则显得过于炎热。为此，建议在南方部队北调时，额外发放一件棉背心、一条绒裤，并再添置一件大衣，以确保官兵们能适应寒冷的气候。”此段实则意在说明，东北军区主要负责解决首批入朝志愿军士兵的棉衣供应问题。“南方部队”一词，明指第9兵团。当第9兵团北上时，华东军区需为其提供加厚型棉衣（此类棉衣填充棉花量为普通棉衣的两倍，即4斤），同时，建议华东军区后勤部在分发厚棉衣的基础上，额外为每位战士增发一件棉背心、一条绒裤以及一件棉大衣。

（或许有人会对张令彬的言论产生误解，以为他暗示北调的南方部队应配备南方地区的棉衣，并额外增发棉背心、绒裤以及大衣。对此疑问，下文将提供相应证据，敬请继续阅读。）

值得注意的是，华东军区、华北军区以及中南军区后勤部门均派遣了重要人员参与了东北边防军的后勤工作会议。鉴于全国统一规划，东北边防军所需的御寒物资部分，须由各战略区域携手共同解决。

纵然张令彬在会议上所言仅为“建议”，然而在体制内历练过的人们都深知，上级领导的“提议”实则等同于命令。鉴于建国初期，上下级关系以及中央与各战略区之间的互动尚不若日后那般等级分明，张令彬虽作为总后勤部的代表发言，却鉴于与会者均为资历深厚的老同志，故而措辞显得格外谦和。

如果说此时军委尚未正式下达第9兵团北上命令，与会的华东军区后勤部负责人对此不够重视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大约10天以后，即1950年9月7日，第9兵团在上海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在会上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决定：第9兵团解除攻台训练任务，开赴山东兖州地区训练整补，在思想上、物质上做好入朝参战的准备。

战前保障，后勤为重。陈毅所提及的“备战物资准备”，这里的“物资”无疑涵盖了武器、粮食、医疗物资等，亦包括必需的冬装。据此看来，华东军区后勤部门此时理应加快步伐，确保第九兵团冬装供应无虞。

9月7日，距离第9兵团先锋第27军于11月1日启程北上的日子，尚有53天的缓冲期。倘若华东军区后勤部给予足够的重视，这53天应当是绰绰有余的，足以按总后勤部的要求，为第9兵团配发加厚型棉衣，并且在此基础上，额外为每位战士发放一件棉背心、一条绒裤以及一件棉大衣。

众所周知，山东是我国重要的棉花产区，同时，华东军区的众多被服工厂亦坐落于此。1950年10月，第9兵团从上海周边地区北迁至山东进行整训，因而得以便利地从本地的被服厂中获取符合东北标准的厚棉衣、棉背心、绒裤以及棉大衣。即便情况不甚理想，鉴于上海作为全国轻纺工业的重镇，通过委托加工的方式，动员上海的国营及私营服装厂加班赶制，也并非难以克服的难题。

遗憾的是，华东军区后勤部对第9兵团的冬装供应显得不够重视。

陈毅于10月12日21时致毛泽东电文，指出“宋时轮部尚未启动动员工作，且装备有待进一步调整，冬装尚未发放，……”故提议将出发时间推迟至11月中旬，以前往东北（《宋时轮传》第261页）。

“针对伤病员所需，需额外准备棉衣二十万套。其中，东北、华北、中南、华东地区各承担五万套，以应对临时补充需求及血衣不足的情况。所有棉衣应确保在十二月份前全部完成制作。”（见《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 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第56页）。

据此有人推断，截至10月18日，中央对于第9兵团的冬装尚无明确部署，此举似乎预示着未来在处理该兵团冬装问题时可能会出现诸多混乱局面，中央对此亦应承担相应责任。

这种看法实属荒谬至极。其理显而易见，10月18日提出的所谓“建议”，实则是由中央统筹协调，为东北边防军筹备物资的行动。当时，中央军委已采纳陈毅的建议，决定将第9兵团留驻山东境内进行整训，并未将其纳入东北边防军的编制之中。因此，第9兵团的冬季装备问题，理所当然应由其所属的华东军区负责解决。

10月18日，中央指示华东军区额外制作5万套棉衣，这些棉衣显然是以东北棉花为原料，填充了4斤棉絮的款式，其目的在于为东北边防军现有的防寒物资提供补充。鉴于11月中旬第9兵团将前往东北，即便是在山东境内，届时气温已低至需要穿着棉衣的程度。从常理推断，中央不可能命令华东军区先将制作完成的寒区冬季服装运往东北进行交付，而让第9兵团在未配备棉衣的情况下，冒着严寒北上，然后再在东北领取。按照常规操作，第9兵团应在从山东出发之际，即获得所需的防寒装备，这不仅能够降低运输成本，还能提高效率。因此，第9兵团的冬季服装供应应由华东军区就近负责，其间不应出现任何争议。

然而，《第九兵团行动前补给问题报告》——该报告由总后勤部致周恩来总理，提及了“就第九兵团行动前所需各项后勤补给事宜，已于昨晚（1950年10月26日）七时半，经第九兵团宋时轮司令亲自到我部，与后勤各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员，以及华东后勤部邝任农部长一道，商讨并确定了以下补给方案：一、关于马匹供应；二、医疗器械配备；三、军需物资的补充及状况。”宋司令仅知晓棉衣尚未发放，至于发放延迟的具体原因，他亦无从得知。至于其他事务，他一概蒙在鼓里。”

换言之，第9兵团即将开赴朝鲜，但华东军区后勤部尚未向该部发放冬装。此外，全面负责第9兵团事务的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对此原因亦不清楚，对于其他情况他也缺乏了解。然而，在总后勤部向周恩来提交的报告中，竟然以如此坦率的方式表达，这几乎等同于公开批评和申诉。因此，宋时轮与华东军区后勤部部长邝任农此前对部队冬季装备问题处理不当，恐怕难以否认这一事实吧？

在紧急协商之后，总后勤部作出决策：（1）华东地区将负责即刻补充并发放棉衣、棉被、子弹袋、炸弹袋、背粮袋以及其他必要的人马装备。（2）我方则承担提供栽绒棉帽、大衣、背心、绒裤、手套、袜子以及棉皮鞋的任务。鉴于制作时间紧迫，预计在十二月十五日之前，能够将这些物资运送至东北，以支援该兵团。

留意到，相较于8月下旬总后勤部副部长张令彬在东北边防军后勤工作会议上所提出的“建议”，到了10月27日，总后勤部已不再指令华东军区为第9兵团配备棉大衣、棉背心和绒裤。相反，总后勤部自行承担了这一任务，仅要求华东军区负责供应棉衣及棉被。

这揭示了什么？揭示了总后勤部与华东军区后勤部部长邝任农直接交流后，对华东军区后勤部为第9兵团准备冬装的情况感到极度不满。然而，鉴于第9兵团即将出动，形势紧迫，已无暇顾及责任追究，这种做法无法解决问题。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迅速找到解决第9兵团紧急需求的办法。

数日之后，华东军区后勤部确实迅速向第9兵团输送了必要的棉衣补给。然而，当第9兵团的前锋部队抵达沈阳，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惊诧实地调查发现，华东军区后勤部分配给即将奔赴朝鲜北部的指战员的，是仅重2斤的南方棉衣，且数量严重不足。不少指挥员主动将棉衣让给战士，而自己则依旧身着秋装。这一事实，在众多历史资料中均有记载，本文就此不再详细展开。

必须指出，贺晋年出席了8月26日的会议。鉴于总后勤部于10月27日对解决第9兵团冬季服装问题所作的部署，考虑到需要东北军区协助解决除棉衣、棉被以外的其他冬季装备，他无疑也收到了相应的通知。然而，贺晋年却感到“惊愕”，一个合理的推测是，他与总后勤部的同事们一样，理应相信在8月26日的会议上，张令彬副部长已经明确指出，南方部队北上时应发放加厚棉衣。

先前，华东军区后勤部曾郑重向总后勤部汇报，称已为第9兵团配备了充足的棉衣。基于此，中央军委下达了指令，要求该兵团自11月1日起，从驻地出发，乘坐火车前往朝鲜。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华东军区后勤部匆忙发放的棉衣不仅尺寸有所缩减，而且数量亦远未达标。

此事若从轻微角度审视，可归咎于工作上的疏忽；若从严重程度来看，则涉嫌谎报军情。华东军区后勤部是否应对此承担相应责任，实属疑问。宋时轮身为第9兵团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全面掌管兵团的各项事务。若他对这一情况毫不知情，则构成失职；即便知情，却未及时向上级汇报，同样属于失职。实际上，从10月27日他与总后勤部讨论部队出动后的后勤补给问题，到11月5日贺晋年发现第9兵团的战士们仍穿着仅重2斤棉花的南方棉衣，期间并未发现宋时轮就冬装补给问题向上级汇报的任何记录。对此问题，他的疏忽程度显而易见。

幸运的是，贺晋年对此事高度重视，不仅紧急上报情况，更在现场迅速动员东北军区机关干部，将个人身上的冬装脱下，直接赠予第9兵团的战士们。在总后勤部、财政部和东北军区的紧急行动下，他不仅在冬装交接过程中倾注了大量心血，而且在交接初期，即便第9兵团后勤部尚未着手工作，东北军区也毫不犹豫地跳过常规程序，直接将冬装交给了第20军和第27军的后勤部门。

1950年11月30日，东北军区后勤部财务部向总后勤部呈递的报告——《第九兵团冬装分发情况》（收录于《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07军需类》，第7至8页）中，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详细记录：

11月6日至7日，我部向第20军发放了棉大衣641件、棉帽633顶、棉鞋300双以及棉手套338副。

11月8日，我们向20军发放了35090件棉大衣、31000顶棉帽、27178双棉鞋以及6400副棉手套。

11月10日，向第九兵团部及第二十七军发放棉大衣共计2980件，棉帽58600顶，棉鞋11920双，以及棉背心165259件。

11月10日，向27军紧急调拨棉大衣共计39527件。

11月13日，共发放棉大衣60460件，棉鞋13245双。

11月16日，共计发放棉帽86400顶，棉鞋80000双。

11月17日，共发放棉质大衣3763件，棉靴44000双。

11月18日，共计发放棉帽9319顶，棉鞋9233双，棉手套17000副，绒裤50000条，以及棉背心20617件。

11月21日，发货绒裤60000件。

11月23日，共计发放棉帽31000顶、棉鞋32000双以及棉手套160000副。

11月24日，共计发放棉质大衣37440件，棉鞋42500双。

11月26日，共计发放棉质大衣42100件，以及绒质裤子76650条。

11月27日，发出棉大衣4660件。

11月28日，共计发放7500双保暖棉鞋及2000副御寒棉手套。

总计发放了226,661件棉大衣、216,952顶棉帽、267,876双棉鞋、185,738付棉手套、186,650条绒裤以及185,876件棉背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1月12日之前，我们已分别发放了78,238件棉大衣、90,233顶棉帽、39,398双棉鞋、6,738双棉手套和165,876件棉背心。

必须强调，东北军区原计划于11月13日将共计9万件旧棉大衣移交给第9兵团后勤部。然而，第9兵团后勤部仅挑选了60460件，余下的3万件则被拒绝接收，这一行为令人费解。这些旧棉大衣大多是在1949年秋冬季节分发，1950年春季收回的。鉴于第9兵团冬季服装供应紧张，难道还应该纠结于衣物的新旧之分吗？

上述统计数据与第9兵团事后所记录的数字完全一致，这充分证明了东北军区并未虚报数据，且在双方交接过程中，并未出现任何遗失或贪污现象。对此，应是毋庸置疑的。

众多人也认可这一数据，然而他们指出，由于运输能力严重匮乏，这些物资未能及时送达急切赶往战区的第9兵团官兵手中。他们进而将责任归咎于我国国力尚显薄弱，汽车数量不足；同时，亦将矛头指向美军强大的空中力量；甚至，他们还将部分责任归咎于苏联空军未能及时出动以掩护我国的后方运输线。

应当明确，上述所述三条事实，实则与第9兵团指战员未能及时获得冬装装备并无必然因果关联。所谓的“运输力不足”，实乃第9兵团后勤部门自身所致。在部队出国前，完全有机会就地分配冬装，穿戴完毕后再渡过鸭绿江。切勿以部队行进迅猛为理由。回想当年，火车均由蒸汽机车驱动，行驶一段路程后便需停车加水或更换机头。第9兵团后勤部门本可以将收到的冬装直接运送至站台，利用列车停靠期间，无论是加水还是更换机头，都能在站台上直接发放。即便现场有些混乱，亦无大碍，列车行驶过程中，各车厢的指战员可以相互调配冬装品种。

《第九兵团冬装分发纪实》中详细记录，11月10日，东北军区将一批冬装直接交付第9兵团及第27军，这一行动正是遵照高岗的指令，将物资运送至苏家屯火车站进行交接。众多来自第20军和第27军的老兵回忆资料亦证实了此事。

因此，若第9兵团组织得当，完全能够在部队启程出国之前，将新配备的冬季服装及时发放至每一位指战员手中。

笔者言辞有据。

鉴于形势的演变，原本作为第9兵团开路先锋的27军，其渡江位置历经多次调整，导致徒劳奔波于蜿蜒道路，最终第20军荣膺第9兵团首支跨过国境的军队。

8日，第59师与第89师率先开拔；次日，即10日，军指挥所紧随其后；11日，第60师踏上征程；直至12日，第58师及军直属队亦相继出发。

依据《第九兵团冬装分发情况》所列明细及第20军所交割的冬装，至11月8日，东北军区已与第20军完成交割，共计棉大衣35731件、棉帽31633顶、棉鞋27478双以及棉手套6738付。

依据第89师的历史记载，该师在11月8日奔赴朝鲜之际，已装备齐全，人手一件棉大衣和一顶棉帽。这表明，只要组织得当，即便是当日才收到冬季装备，也能在跨出国门之前及时发放，无需在部队入朝之后，动用运输力量，造成资源浪费，以倍数努力去运送冬装。

然而，在战后的总结中，第20军不仅明确指出在沈阳接受了冬装补给并进行了分发，亦坦承“发放混乱至极”。与第89师一同于11月8日入朝的第59师则宣称几乎未领到棉大衣。显然，这一责任主要应由第20军的后勤部门承担。考虑到第59师和第89师均宣称自己是全兵团首先跨过鸭绿江的部队，也不得不考虑第59师因急于入朝而未能及时领取冬装的可能性。尽管他们的参战热情值得赞扬，但这一举动实属过于冒进。

鉴于第20军炮兵团、教导团以及军、师留守处均未渡江，故而该军冬季服装的缺口实际上并未如账面所示那般严重。该军亦坦承，其下辖的第60师于11月11日渡江时，因担心负担过重且难以背负，遂将6000件棉大衣及背包留在了辑安，未能携带。

相似的情景亦在第27军中上演。自11月12日起，该军陆续奔赴朝鲜战场。依据《第九兵团冬装分发情况》的记录，在此之前，东北军区已为其增发了充足的棉大衣、棉帽与棉背心。此外，无论是第9兵团的后勤部门，还是第27军的后勤机构，相较于第20军，他们都拥有更为宽裕的时间，以确保这些补给物资顺利发放至每一位战士手中。

然而，诸多史料以及27军指战员的回忆均记载，该部在渡江作战期间，不慎将御寒的衣物遗失于临江之地。在作战总结中，第27军略显尴尬地坦承——在东北期间，部队驻扎于民宅之中，屋内供暖充足，温暖如春，使得我们并未体会到严寒的侵袭。因此，为了减轻行囊负担，部分部队成员选择将大衣留在了临江。

有人对“有的部队”这一说法进行纠结，宣称这只是“部分部队”的行为，而非“全体”。然而，这样的观点实在缺乏意义。凡是在体制内有所经历，听过领导在正式场合进行书面演讲，或目睹单位或一级组织针对某些不尽人意之事撰写剖析报告的人，都应清楚“有的”、“部分”二字的真正含义。

不出意料，当部队携带新购置的冬季服装，正行进在前往长津湖地区的途中，却遭遇了大规模的冻伤减员情况。面对这一紧急状况，第27军后勤部迅速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首先，他们派遣了财粮科的一名副科长前往第二后勤分部的前线指挥所，紧急申请补充冬季服装。其次，由实科副科长亲自率领两名科员返回临江军留守处，负责调度车辆，以便将部队在轻装时遗留的被服运送到位。第三项措施为，指派一名科员加入军事指挥所，确保能及时掌握并汇报部队军需物资的保障动态。

须留意，“将部队轻装时遗留的被服组织返送至临江军留守处，并安排前送车辆”这一任务，竟需动用军实科副科长及两名科员共同参与，由此可见，这项工作的繁重程度非同小可。因此，东北军区所补发的冬装滞留在临江的，绝非个别或少数单位的行为，而应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现象，大多数部队都可能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若早料及今日情形，当初又何必不留下那批冬装？在出国前未能保留这些衣物，纵然不能断言冻伤减员的情况必能避免，但至少可以减轻其严重程度。这番责任，恐怕应由第27军自行承担。

必须强调，《第九兵团冬装分发情况》中呈现的数据，仅涵盖了东北军区与第9兵团在国内交接的冬装信息。自第9兵团进入朝鲜战场以来，志愿军后勤部第二、第四后勤分部已竭尽全力向该兵团紧急运送冬装。然而，这些新增的冬装数量并未纳入《第九兵团冬装分发情况》的统计数据之内。

“前线部队的物资运输缺乏周密规划，致使保障力量未能充分到位。某些物资虽已送达军部，却因分发迟缓，未能及时抵达各师、各团的战场。更有甚者，部分部队在战斗爆发后，便急切地请求弹药补给。而当战事接近尾声，弹药尚有充足之时，却又转向索要被服与食品，此番变动使得后勤调度陷入一片混乱。”

显然，这些问题的主要责任，应归属于第9兵团下辖的各军及各师。

此外，第9兵团的众多部队对保暖措施缺乏足够的重视，这亦是该兵团遭遇大规模冻伤减员的关键因素之一。

志愿军第20军60师下辖的一个团，在气温骤降至零下近二十度的情况下，部队所领的厚冬装却因故滞留在国内留守处。面对困境，团长毅然决然地亲自率队徒步穿越鸭绿江，不幸导致700余人当场遭受冻伤。尽管第27军后勤部曾制定《冻伤预防》指示和《防冻细则》，却未能及时发放至一线。而第27军第81师后勤处提出的防寒措施，亦未得到师、团领导的充分重视。

自是，不乏表现卓越的队伍。在89师师长王直抵达沈阳之际，他径直向贺晋年汇报了冬装供应的问题。渡江期间，他坚决要求指战员们不轻率丢弃新领的棉大衣，并下令士兵将棉被内的棉花取出，紧急制作若干棉手套与棉护耳，用以保护手部和耳朵等易受冻伤的部位。当该师击溃了美陆战1师驶往柳潭里的车队，缴获3000余条军用毛毯后，王直下令将这些毛毯裁剪成小块，分发给全师的每一位战士用作护手和护脚。鉴于对防寒工作的重视程度之高及措施之得力，第89师在第二次战役中仅出现400余人冻伤，在12个师中为最少。更有甚者，有一个排的战士仅有一人冻伤。战役落幕，第89师的编制和战斗力基本无损，且敌我伤亡比率亦为全兵团最佳。因此，长津湖战役结束后，王直晋升为第26军政治部主任，师长余光茂则升任第20军副参谋长，其晋升并非无因。

概括而言，志愿军第9兵团所面临的“冬季装备不足”问题，在物资汇总阶段，其责任主要应由华东军区后勤部门承担。而在装备分发过程中，责任则主要归属于第9兵团的后勤部门以及各军、师的后勤单位。宋时轮作为第9兵团工作的全面负责人，兼司令员与政治委员，他对这一问题承担着不可逃避的责任。

自然，第9兵团遭遇大量冻伤减员，并非仅仅是由于缺乏冬装或缺乏防寒经验。第26军于11月19日才越过鸭绿江，理应拥有充足的时间发放冬装，并且他们应当已经得知，在11月8日和12日分别渡江的20军与27军遭遇了广泛的冻伤。据此，他们理应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然而，该军仍有7945人遭受冻伤。事后总结指出，粮食供应紧张，特别是在战场上难以获得热食和热水，以及长时间身处雪地，这些因素都是导致冻伤严重的关键原因。

为佐证之，第9兵团下辖的三个军中，率先赴朝的第20军，其冬装发放与下发尤为急促。在战后的总结材料中，关于后勤保障的叙述，主要集中在粮食短缺的描述，至于御寒衣物匮乏的问题，则未有一字提及。

然而，该部队的指挥官们对宋时轮在冬装配备及战场指挥上承担的责任深感不满。在《20军史话》中，对12月7日晚宋时轮抵达第58师时的情景有详细记录，包括他的着装、举止和身体活动情况：“身着皮大衣、头戴皮帽、脚穿皮棉鞋……行走至半山便开始冒汗”，宋时轮还对第58师师长黄朝天说：“很多人都在抱怨，是不是你在责怪我？”

彼时，夜幕降临，战地气温骤降至零下三、四十摄氏度。一边是众多士兵遭受严重冻伤，另一边则是司令员兼政委身裹厚重衣物，夜间行走竟汗流浃背。编纂者意欲传达何种情感？需细细品味，方能领悟其深意。